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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三部曲: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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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一战”的年轻的波斯尼亚人

1914年6月28日,年轻的塞尔维亚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后来一度以他名字命名的石桥上连开七枪,击毙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一战”爆发同时,23名嫌疑人被捕,陆续抓捕的还有一些受牵连者。

刺客向法庭如是交代:“我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相信所有南斯拉夫人的统一,不管是以什么形式,那就是独立于奥地利。用恐怖的方法……除掉那些挡路的和作恶的,还有那些阻碍统一的。”审判结束时,辩护律师们试图以出身贫穷、“坏伙伴的影响”等因素为凶手开脱。奥地利对审判密切关注,并怀疑刺杀由塞尔维亚官方授意。但是,证据表明,这只是一个青年激进组织的自发行为,他们“在整个行动中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其成功纯属运气好。”平均年龄19岁或更年轻的“男学生罪犯”们并没有被处决,包括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及其“坏伙伴”在内的几个主犯被判处20年劳役,9名“受牵连者”最终无罪释放。

和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一样,伊沃·安德里奇也是学生秘密组织“年轻的波斯尼亚”成员。中学生伊沃·安德里奇不仅是该组织的“会长”,也是多个旨在发展与联合“南斯拉夫进步青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学生组织的领导者,数次策划反对奥匈帝国在克罗地亚政权的学生运动。不论两个青年之间,谁是谁的“坏伙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也写诗,并在文学上受伊沃·安德里奇影响。前者事发后,伊沃·安德里奇和其他“年轻的波斯尼亚人”一起东躲西藏。在经历了朋友们突然和相继的“不辞而别”后,伊沃·安德里奇也于1914年7月29日被便衣警察逮捕。“不辞而别”的朋友们包括诗人弗拉基米尔·切里纳,他写诗、哲学散文和批评,在精神病院度过人生最后十年。

伊沃·安德里奇被以“暴力罪”为由入狱,而且面临被定为“叛国罪”的命运。这段“学生革命家”经历颇具陀思妥耶夫斯基色彩。事实上,伊沃·安德里奇也在狱中读《死屋手记》等书自勉。由于找不到证据显示他参与了刺杀,因此无法定罪,他在1915年3月20日离开监狱,押往特拉夫尼克附近一个名叫“奥夫查雷沃”的村庄,被监管在村庄修道院中。这位年轻诗人大概具有坚忍自律的性格,即使身体病弱,在这段时光中,他系统地自学了南斯拉夫历史,并从天主教修士那里获得阅览修道院纪事簿的许可。监禁持续到1917年,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一世于7月2日宣布大赦,健康状况已非常糟糕的诗人随之获释,进入一家修女医院治疗,并得以在当年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斯拉夫语言文学,直至1924年,他在“年轻的波斯尼亚人”们视为敌国的奥地利完成博士学位。他的那位触发“一战”的朋友,则于第二年(1918年4月28日)因肺结核死于医疗条件恶劣、寒冷和缺少食物的流放地——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慢性处决”。也是在1918年,“一战”结束一个月后(12月),伊沃·安德里奇的第一本书《黑海之滨》出版,旋即又出版了写于监禁时期的散文诗集《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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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迪南大公遇刺

伊沃·安德里奇好像不是密茨凯维奇那种以强力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支柱的孤傲政治家,后者会把年轻时代的朋辈事迹写入诗作,并终生保持对青年时期被毁灭者的呼喊的回应。伊沃·安德里奇好像不会在某一时刻写下他与加夫里若·普林西普鬼魂的对话。我们也没有看到,1914年前后的“坏伙伴”们出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可是,1914年事件之于20世纪的开端性,也是之于伊沃·安德里奇个人的开端性。从“年轻的波斯尼亚人”触发“一战”开始,“坏伙伴”们消逝,他则仿佛单独走入了同侪打开的那扇愤怒之门,从此被政治、战争和毁灭所围绕,其人生道路呈现出与20世纪历史的同一性。历史通过同一性造就他、拥有他,使之完全是一个20世纪人和20世纪作家。自1920年被派往梵蒂冈大使馆开始,伊沃·安德里奇的外交官生涯持续了21年,1941年结束于德国。这也许为他书写《特拉夫尼克纪事》中的“领事时代”积累了经验。1939年2月他成为南斯拉夫王国驻柏林特命公使,半年后“二战”爆发,他在柏林联络社会资源以图营救集中营里的人们,但成效不大,随后他向走上亲德路线的王国政府递交辞呈。在同时与南斯拉夫和西方社会隔离,名义上隐退、实则被软禁在贝尔格莱德的三年期间(1941—1943),他以一年一本长篇小说的速度完成了“波斯尼亚三部曲”:《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萨拉热窝女人》。在禁闭写作中度过的“二战”三年,恰可对应在监禁中度过的“一战”三年。

伊沃·安德里奇的命运,与他写作、工作的时空在20世纪成形/坍塌的过程具有一种同步性。自1950年代开始,对伊沃·安德里奇的批评持续到他去世后的1990年代:解体前的几年里,萨拉热窝政治杂志《VoxandValter》一直谴责伊沃·安德里奇;一位“波斯尼亚穆斯林国族统一运动”的支持者和“铁托分子”认为《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对穆斯林的侮辱和诋毁”;一位致力于“波斯尼亚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编辑指责伊沃·安德里奇的书“充满宗教仇恨和民族毒药,试图使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反目”;1995年波斯尼亚的军事戒备解除后,批评也没有终止;1991年,维谢格拉德的安德里奇纪念碑被毁,他用诺贝尔奖金帮助筹建的图书馆也被改造成一个市场。1961年他获得诺贝尔奖同年,柏林墙开始建立。在他去世(1975年3月13日)两个月前,“不结盟国家通讯社”(POOL)在贝尔格莱德创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次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老年的波斯尼亚人”会怎样评价这一幕呢?

走向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

“为了摆脱困境,你得向前走到底,只要不碰壁,就一直走下去。这就是对策。矫枉过正,意味着浮出水面……”在这篇题为《对策》的早年散文诗中,幸存且得以前行的“年轻的波斯尼亚人”仿佛要把自己从此置入一条悲观而刚硬的道路。相比同辈殒灭者而言,“向前走到了底”的南斯拉夫作协主席和晚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会怎样理解自己早年所经历的“矫枉过正”与同时代塞尔维亚人的“浮出水面”呢?

在1942年完成的《特拉夫尼克纪事》中,小说结束时,主人公产生了一个“不明确然而坚定的想法,像一支萦绕不绝的旋律伴随着这一机械的工作。这个想法是:他尽毕生精力探索的这条‘真正的道路’,应该存在于某个地方;有人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并会指给一切人……这支听不到的内心旋律减轻了他的工作压力。”这条“真正的道路”,是否早年诗中那个“对策”的延续,保持着那种直接性呢?它与年轻时代的“坏伙伴”们那同样“走到底”的“对策”的关系为何?

在另一篇散文诗中,伊沃·安德里奇写道:“我悄悄越过生的界限,丝毫再不想回归自己。我如同干枯的树木、冰冷的金属转化成声音,为人类的虚弱和强大效力,在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清晰无误,把无名的旋律交给人类大地。”对“黑夜终点”和“无名的旋律”的追求,令人联想起让·吕克·南希为雅克·德里达所写的悼词:“……向黑暗致敬!向形态和图形的抹消致敬。还向我们变成的盲者们致敬……你努力要成为盲者……不是死亡的平安,而是在死亡中平安……在死亡中拥有你出生以来的居所。”在“无名的旋律”与那支关于“真正的道路”的“听不到的内心旋律”之间,有一个怎样的双重人格呢?两种“旋律”之间,一个走向“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的无名者南斯拉夫,和一个寻求意义以图走上“真正的道路”的南斯拉夫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空白与斗争并存的双重存在呢?两种“旋律”之间,伊沃·安德里奇怎样书写一个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主题“何为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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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沃·安德里奇

没有更多资料表明,“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在经历了外交官生涯之后,怎样度过他的铁托时代。很难立刻断定,那个“想象的共同体”——“新南斯拉夫”——是历史对塞尔维亚浮士德的诱惑。

“我们的愿望其实只有一个……摆脱杂乱的语言,纵横的图像,达到赤裸简单的真实……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之后,通过沉默……不看见,不呼吸,不生活”——伊沃·安德里奇在另一篇散文诗中如是说。这些关于“成为盲者”的散文诗句,也是一种“多余的话”吗?这使我们好奇,历史小说家伊沃·安德里奇的书写,怎样在“纵横的图像”和作为“黑夜终点”的“赤裸真实”之间左右应对?不论是在“波斯尼亚三部曲”还是在写作并出版于50年代的《万恶的庭院》中,伊沃·安德里奇都把南斯拉夫世界的“杂乱的语言”转化为“纵横的图像”,然而,至少是其主要作品中,“不看见,不呼吸,不生活”的“无名的旋律”即非缺席,也始终沉默。假如有一位南斯拉夫的贝克特,会怎样批评成为了官方文学代表的伊沃·安德里奇呢?

我们不知道,在“一战中”的监禁期间,激进的“学生政治家”和诗人产生过怎样的自我省思。写于该时期的《关于胜利》(收入《动乱》)中,诗人写道:“没有胜利。只有小小的、沾血的谎言和重大的不幸……今天的胜利就是明天的失败,它是什么呢?”在《动乱》的最后部分《山》中,作者成为了“失去诸神的人”,上帝则被群山代替,群山是人在无生命之物中生存斗争的场所,人类在其中受苦,同时寻求永恒。对克尔凯郭尔——狱中的另一个遮护天使——的阅读,使“年轻的波斯尼亚人”从此把发现“永恒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神圣遗产”视为职责。仿佛就此开始,在两种“旋律”的矛盾与双重性的漩涡中,历史成为伊沃·安德里奇的坐标。“永恒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神圣遗产”,也许可以视为历史的一个更为详细的名字。

成为一个被历史拥有的作家意味着什么?伊沃·安德里奇似乎从此把早年的激进政治立场和对“南斯拉夫”的一切显明看法都隐藏了起来,“波斯尼亚三部曲”仔细、严厉地保持着一种历史家的距离感。可与之对比的是另一位“向前走到底”的东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后者的密茨凯维奇传统使之被一柄“劈开大地”的“火剑”所引领,终生积极于对一个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的主体的阐明——当然,也引发另一种质疑。在一篇访谈中,米沃什如此陈词:“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个人最想要的就是谈论他自己。我猜测这个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文学在二十世纪的极端主观化,尤其是在西方。在中欧,在我来自的那片欧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种倾向没有这么强,因为在那里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经验平衡住了;他们的个人浮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地基上,浮现在全部历史的地基上,个人主观化的倾向被减缓了。”

与其说是由于“历史经验的平衡”,不如说是由于“全部历史地基”的震荡,产生了“个人主观化的倾向”不是被减缓,而是不再无条件存在的历史小说家。那“永恒存在于潜意识中的神圣遗产”仿佛一种既接近空白、又非空白之物——《德里纳河上的桥》中的石桥是其“遗产”吗?伊沃·安德里奇在精心书写其成形、坍塌的过程却又保持着沉默的同时,另一个声音——那走向“真正的道路”的斗争之声——好像是对沉默的一种不和谐、而又无可选择的平衡,却因此加剧了小说的沉默,以及作为作者之客观化面具的空白。

以何种理由,把“波斯尼亚三部曲”视为一个整体?当然,首先它产生自1941—1943年的“同一次”写作行为。其次,其主题均关于一个建立于无稳定性地区的国家,是同一部以“何为南斯拉夫”为主题之作的三种变奏。由“重估一切价值”的自由精灵开端于近代,活跃于现代世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重新定义运动,是对国家的重新定义。伊沃·安德里奇称南斯拉夫为一个“有着无比动荡、坎坷过去”的“两个世界间的小国”,但是,因其“靠着重大的牺牲与惊人的努力,正以极快的速度急起直追,赶上别的国家”。这一具有鲜明“第三世界”色彩的自我叙述,也许与“波斯尼亚三部曲”中对于“真正的道路”的希望一致。

在《特拉夫尼克纪事》中,历史画卷的绘制不时暂停,行文常常急切转换为关于“真正的道路”的议论。对于走上了“真正的道路”的新南斯拉夫的书写,同时也是对那个塌缩至“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的旧南斯拉夫的书写;关于成形中之物的书写,同时也是关于毁灭中之物的书写,前者越急切,后者越不可祛除。《纪事》写道:“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一条只向前延伸、奔向稳定、和平和尊严的直路。我们大家一直在同一条骗人的路上绕圈子,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更替,而他们永远是受骗的行者。”既然否定了“中间道路”,我们不知道谜一般的“塞尔维亚的托尔斯泰”是站在斗争的一边,还是站在空白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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